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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热并非国家之福

近年来,公务员录用考试十分火爆,舆论颇多负面议论,比如有人说,“公务员热”会阻碍中国发展。对此,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负责人辩解说: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,就是给所有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,确保把优秀的人才招进国家机关,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服务,这只会促进国家的发展,何谈阻碍中国发展呢?

我们认为,这样的辩解站不住脚。

暂且不论歧视之嫌,让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在智力、能力上确实存在差异。那么可以说,在几乎所有国家,最优秀的人才大体上不在政府机关,而在政府之外。这样的事实其实可以转换成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命题:一个治理优良的国家,最优秀的人不应当全在政府机关,而应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。这应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合理配置原则。

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繁荣,要向前发展,就需要生产财富,需要教育、科学、学术等事业。它们就是繁荣与发展本身。如果国家是个生命体,它们就在生产和输送营养。一个国家要想肌体健康、健壮,就需要其社会中最优秀的成员从事这类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。

这类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要顺利进行,需要很多条件。这包括有一个有管理能力的政府。政府可以执行正当行为规则体系,这有助于维持和平的社会秩序,从而可以降低人们进行合作、交易的成本,提高人们从事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的效率。

但无论如何,对于一个国家的身体来说,社会成员的创造性、生产型活动才是生命之本。归根到底,政府不能够创造、生产国家这个生命体维持其生存、发育所必需的一些东西:比如,它不能生产出汽车、电脑,也不能生产出小麦、大豆。政府的作用只能体现为向从事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的人们提供必要的、恰当的服务。

从这个角度上看,政府不全需要一流人材。一流人材的特征就是具有较高创造性,而从事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恰恰就需要创造性。这样的人进入创造性、生产性领域,不仅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最大限度地实现,也可以增进社会的利益,健壮国家这个生命体。至于政府官员的活动,在正常情况下,不过是在法律和给定的制度之下按部就班。从事这样的工作,很多时候不需要创造性,用不着具有创造性的人承担这样的工作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不少优秀人士脱离权力领域,转向商业、文化等领域,从而有了中国的经济增长、社会繁荣,尽管政府一枝独大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。新世纪以来又出现了明显的逆转,日趋严重的“公务员热”显示,社会上最有才能的人再度迷恋政府。

这样的趋势与经济领域的“国进民退”互为表里。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意味着,社会成员从事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在上升,空间在缩小。或许可以推论,国家这个生命体所能获得的真正有益的营养,近些年来正在减少。而妨碍了这些营养的生产,截流、汲取了这些营养物的人,正是部分政府官员。也正是这一事实,推动了高烧不退的“公务员热”。

换言之,从某种程度上说,公务员热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,人们也早就敏锐地知道了这个现实:部分官员可以滥用权力,获取巨大个人利益。比较各个行业,公务员的名义工资绝不算高。那么,人们何以狂热地报考公务员,甚至不惜花费巨资成为公务员或寻求升迁?显然是为了获得名义工资之外的金钱或实物收入,这其中既有因制度不健全而获得的灰色收入,也有践踏制度而获得的黑色收入。

当然,部分官员之所以能够这样做,皆因为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。古往今来,当政府权力未得到有效约束的时候,权力给个人带来的利益就会超出其他领域,大量优秀人士就会涌入政府,从而对社会的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。更进一步,这个时候,进入政府的人越优秀,权力败坏的程度可能就越严重。因为,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,官员们的聪明才智不会用于服务社会,而会大量用于为个人寻租。也就是说,它有可能对社会中勉强维持的创造性、生产性活动造成妨碍、伤害。“公务员热”的另一面一定是,公务员偏离其服务社会的本分。

因此,“公务员热”是政府权力畸形膨胀的产物,从而让国家这个生命体的生命力枯萎。因此,不管什么时候,不管什么国家,“公务员热”都清楚表明:国家病了。明智的态度是赶紧医治。如果讳疾忌医,甚至把局部的畸形膨胀当成身体健壮的表征,病情只会加深,以至于病入膏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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